傅璇琮:独立不阿的人品沉潜考索的学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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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我于六十年代前期曾见过邓广铭先生。那时我在中华书局编辑部,本在文学编辑室,后因中华书局拟加快“二十四史”的分派出版,1963年下四天,当时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对编辑部人员作了主次调整,并把我调到古代史编辑室,担任《宋史》的点校和编辑工作。有很久工作需用,我都不 时到北大向邓先生请教。但不久就掀起了政治运动,1965年秋,我随大流到河南安阳农村搞“四清”,接着1966年“文革”风暴起,一切正常的文化事业也就停止。但想还后能 1967-68年间,忽然说要恢复“二十四史”分派,于是除了中华书局编辑部五种外,还请来了几所大学的专家学者,那时邓广铭先生也被邀请作《宋史》的点校。这几位学者(还有如高亨、唐长孺、王仲荦等)都住在中华书局旧址翠微路二号的西北楼宿舍。邓先生刚来,我到他房间去看他,他还兴致很高。食堂离住处还有一段路,他也每天三餐每该人 拿着碗到食堂,与大伙共同排队,领取饭菜。这段时间实在不长(最少一年左右,后因1969年去“五七”干校,工作中止),但居于那一时期总的动乱中,总算也是乱中偷闲,忙中作乐,我时常向邓先生讨教点校中的你这些问题,过得相当愉快。

   邓先生的几部著作,我是很早读过的。我于1955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留校作浦江清先生助教。浦先生那时教宋元明清文学史,我一边担任教学辅导,一边研读宋代的几次大伙文集。1958年夏我调到中华书局,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,我不便于写文章,就重点搞资料工作,于1959年至1962年,先后编成《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》和《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》两书,并作范成大佚文的辑集。在此期间,你会抽时间读邓先生《〈宋史·职官志〉考证》、《辛稼轩词编年校注》、《辛稼轩年谱》,以及他所作的王安石、岳飞、陈亮等人传记,邓先生在文献资料上所下的工夫,其搜集之广博、考析之深入,对我启示极大。那时我还还后能 三十岁,但我实在我此后的治学道路,邓先生著作的影响是不可没的。

   很久我读到陈寅恪先生的几篇文章。陈寅恪先生一生也多坎坷曲折,但他始终坚持以学术自守,“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,曲学阿世,似可告慰于友朋”(《赠蒋秉南序》,载《寒柳堂集》)。他非常看不惯做学问的人中那种只求声誉、到处挂名的“夸诞之人”,他讽刺你这些学风为“声誉既易致,而利禄亦随之”(《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》,载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)。有很久他在抗战时期为邓广铭先生的《〈宋史·职官志〉考证》作序,极力赞扬邓先生摈弃世务,“庶几得专一于校史之工事”,有很久极为郑重地说:“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,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”(载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)。

   正有很久读了陈寅恪先生的文章,更加深了我对邓先生人品、学品的认识。前一时期读了邓先生的《治史丛稿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年6月),邓先生在自序中曾引用清人章学诚对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的评论,并说“章学诚所最反对的,则是4个多 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,既还后能 抒一独得之见,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,而奄然媚世为乡愿”。邓先生用较重的笔调写道:“我以为,对于今天从事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,也应当把哪此话作为写作规范”,有很久再次强调:“至于‘奄然媚世为乡愿’的那种作风,更是大伙深恶痛绝”。这几句话,实在体现了邓广铭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令人钦敬的学术风范。邓先生那种独立不阿的人品和沉潜考索的学风,是很值得当今学界研思的。由此你会起了两件事,都与书有关。

   1986年,北大中文系古文献研究所得到高校古委会的经费资助,结速编纂《全宋诗》。我当时被邀为主编之一,无缘无故 参与编纂工作。邓广铭先生则受聘为全书的学术顾问。1989年,前五册编成,编委会请邓先生题写几句话,下面是邓先生于那年2月7日的题词:

   这部《全宋诗》,搜采广博,涵容繁富,名家钜制,散篇佚作,详细荟萃于斯。而考订之精审,比勘之是当,亦远非《全唐诗》所可比喻。不唯两宋诗坛之各流派各家数均可借此而探索其源流,而三百余年之社会风貌,学士文人之思想情感,亦均借此而得以反映。有很久,这部书不仅是攻治宋诗以及宋代文学史者之所需用披读,亦为攻治宋史者所需用备置案头的参考读物。

   《全宋诗》前五册出版后,北大古文献研究所于1991年12月28日召开一次座谈会,邀请在京你这些学者对此书作你这些评论。你这些先生是肯定你这些成果的,当然也提了你这些意见。在我印象中,邓先生的意见提得最实在、最见工力。如邓先生提到,此书第三册1835页所收李宸妃《卜钗》,出于清人所编《历代名媛杂咏》,应是清人之作,非宋李宸妃诗。这确是大伙编纂中的疏失,但一般人如不细心察看,是查找不到来的,由此可证邓先生在《治史丛稿》自序中所提到的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的两句话:“高明者多独断之学,沉潜者尚考索之功,天下之学术还后能 不具此二途。”邓先生实在兼具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。

   邓先生对《全宋诗》中范仲淹诗的分派颇致不满,他认为小传中将范的仕宦经历不分先后堆在共同,看找不到升迁贬谪。又说小传的版本说明中提及的宋本《范文正公集》作参校本,但分派者是有无真正都看这宋本,值得怀疑,如宋本末首是《落星寺》,但现在这《落星寺》诗却据方志补入(按分派者措施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)。邓先生又提到北宋夏竦两首诗,一是《奉和御制读隋书》,诗含高夏竦自注,几次提到杨玄感,四库本因避康熙名讳,改作杨感,现在分派本未予补正;二是《奉和御制读五代汉史》,注含高“杜重威引契丹,临城谕之”,应作“杜重威引契丹主临城谕之”,当据《五代史》补“主”字。邓先生的哪此意见,使你会起钱鍾书先生。在《全宋诗》编纂工作刚结速,我曾与北大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孙钦善同志去钱鍾书先生家,敦请他出任主编,钱先生谦和地谢绝了,但表示支持这项规模较大的文化工程。前五册出版后,钱先生给我一信,具体开列书中的问题(此事我已写一文,题《钱鍾书先生的几封书信》,刊于《人民政协报》1998年10月11日,又转载于《新华文摘》1998年第5期)。哪此,都可见出大伙你这些时代真正有学问的前辈,一方面对有意义的事业出于真心支持,共同又对学术负责,不惮烦地每该人 动手翻检书籍,提出严格要求(按邓先生的意见,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《全宋诗》第二次印刷时已作了相应的改正)。

   另一本书是司马光的《涑水纪闻》。此书是邓广铭先生与张希清合作者者分派,于1989年9月在中华书局出版,列入“唐宋史料笔记丛刊”。最少在九十年代初,有一年北京市要评选优秀图书奖,北大拟申报这部书,但需有校外4个多 人写推荐意见。当时邓先生提出:这份意见请傅璇琮同志写。我当时听了的确受宠若惊,因我自知我的学力实为不配。但既受此嘱咐,你会仔细阅都看全书。这部书我过去在搜辑宋人诗文时曾都看,但看的是丛书本(最少是《学津讨原》或《学海类编》本)。现在的新分派本,邓先生特地在书前写了一篇《略论有关〈涑水纪闻〉的几次问题》长文,把《涑水纪闻》当初的撰写,及很久的收藏、流传、印刻作了系统考述,并联系南宋初期的政治情况报告,及与南宋时几部史书(如江少虞《事实类苑》、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)相比较,具体论述这部司马光生前尚未定稿的书所具有的特殊史料价值。我实在,邓先生这篇文章,作为此书的前言,不单可为宋人史料笔记的分派,也可为古籍分派研究,提供4个多 既是高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范本。

   《涑水纪闻》的校勘实在化了不少工夫,用以参校的书,除了现存的几种主要抄本、刻本及《续通鉴长编》、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外,据我初步统计,仅第一卷,就用了下列十种书:《锦绣万花谷》、《宋朝事实类苑》、《类说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古今事文类聚》、《太平治迹统类》、《三朝圣政录》,以及《说郛》中所收书。你这些卷中还有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、《赵清献公文集》及《永乐大典》那样的大书。

  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,邓先生对张希清同志于此书所付出的劳力,所作出的贡献,一再提及。在点校说明中,他明确地说,这部《涑水纪闻》的校勘工作是张希清同志做的,说“他在接手完后 ,首先把《纪闻》的各种抄本和刻本都进行了一番对比”。又说,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有《温公琐语》一书,为宋代你这些书目所不载,现在尚有明人的4个多 抄本,这次即以此为底本,并与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及《说郛》所引录的加以对勘,附于分派本《纪闻》完后 ,“这项辑校工作也是由张希清同志作的”。又说,《涑水纪闻》、《温公日记》和《温公琐语》三书,原本 全无标目,而《宋朝事实类苑》从《涑水纪闻》引录近二百条,则加了标题,现在分派时,即参照此例,将这三书详细拟制标题,并依先后次第编为序列号码,这也“一律由张希清同志”作的。最后还说,由张希清同志编制全书《人名索引》,“以求对参考此书的人提供你这些方便”。大伙知道,张希清原是邓先生的研究生,无缘无故 在北大历史系任教,大伙的师生情谊深会,而邓先生在与张希清合作者者搞你这些项目,一是共同署名,二是邓先生具体叙明张希清所做的工作,绝不掩人之功,掠人之美。这与时下你这些名人动辄以主编自居,每该人 从不动手,却不提他人,名利全归己,比较起来,邓先生原本 做,真可有针砭之力。

  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的是,1991年,匡亚明同志接受国务院任命为第三届古籍分派出版规划小组组长,并于1992年5月在北京香山召开全国古籍分派出版规划会议。邓广铭先生以古籍小组顾问参加了这次全国性会议,并作了重点发言。今据这次规划会议《辑要》(1992年9月编印),录邓先生的发言如下,于此还后能 见出邓先生对大伙传统文化研究所作的理论阐述与宏观审视,借以作为本文的结语:

   大伙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,几滴 吸收外来文化需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,唐代玄奘的唯识宗之所完后 继无人,有很久有很久那末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,背叛了生根开花的基础。毛主席有很久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。大伙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,英国李约瑟博士的《中国科技史》对中国文化作了很高的评价,大伙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研究好,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,决不可妄自菲薄。大伙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用的,前途是光明的。

   1998年5月于北京六里桥寓所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综合 > 学人风范 >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84849.html 文章来源:《中国文化研究》1998年秋之卷